以大历史和长时段的视角来俯瞰当下世界的进展，常常能够让人们对当下事件的意义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正在亲身经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全球转型过程，这是一个少则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多则长达五百余年的宏大历史进程的关键转折时刻。多年来复杂环境之下所导致目前的俄乌危机，以及与此相关的包括中俄在内的当代大国关系，都以全球转型为总体背景。

　　俄乌危机，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已持续两年的地区冲突本身，犹如“催化剂”、“振荡器”与“反光镜”，深刻地反作用于全球转型，全面、系统且以内生的方式塑造着包括中俄在内的对外战略与大国关系的未来形态。在此过程中，中、俄、美、欧等大国关系的复杂互动，既直接地影响俄乌危机前景，也势必深刻左右全球转型的内涵与走向。

　　由此可见，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古今关联的、内外交织的挑战与构建并存的时刻。需要以深刻的理论研究和创造性思维对其加以探索和阐释。

　　本文尝试探讨以下三个正在运行中的国际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作为历史长过程的全球转型及当代启示；第二，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与俄乌危机的相互作用；第三，转型与危机下的中俄合作。希望本文的初步探索能够为理解全球转型提供新的思路。

　　在所有围绕全球转型而展开的研究中，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有了系统性、开创性的相关研究，也触发了引人深思的争议。有必要对多年的相关探索作一番简要回顾。

　　第一类研究，以世界历史与国际战略学家、同时也是具有难以比拟的丰富外交实践经验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为代表。在他看来，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1648年出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改变了人类社会仅仅以“帝国一统”或“宗教一统”的传统秩序观，“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1]。基辛格是这样解释何以欧洲能使“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点”的，他说：“这并不是说，欧洲各国君主比其他文明的君主更能征服带来的辉煌的，或对一个抽象化的多样化理想更加执着。欧洲的君主只是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点。”[2]

　　2015年10月31日，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出席2015京城国际论坛（图片来源：IC photo）

　　在基辛格的叙事体系中，尽管此后历次国际秩序演变都没有那么自觉地达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多元化”背景下的那种“克制”，但是，1814年维也纳条约、1945年雅尔塔协定、直至冷战终结等历次国际秩序构建的实践表明，多元与多极结构确实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维持均衡，避免了全面战争。例如，维也纳体系虽不那么“”，是君主体制或半君主体制的欧亚诸列强之间的“大国协调”，但却避免了全欧规模的大战爆发，大体维持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说的“百年和平”。而雅尔塔体系虽经历半个世纪可怕的冷战，但毕竟还是维持了美苏等不同社会制度大国之间的划界对峙、共处并存。包括冷战终结后，虽然美国一度单极独霸，但在世纪之交转向多极、多元的趋势出现之后，世界各国人民依然在此基础上保持着对于和平发展的期待。

　　总之，基辛格从对国际“多极”和“多元”实际状态的承认与尊重开始，经由精心打造的“势力均衡”战略的运用，以“合法性与权力相统一”的理念为基础，追求在“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的国际环境中，去实现“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的各种抱负间的和平共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基辛格不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这一说法与传统国际理论的含义并不一致，但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3]

　　第二类，被国际学界视为从事“现代世界体系”，或者“世界秩序演进周期”的研究者群体，其中包括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性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及意大利“世界体系理论”代表性学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虽然这一派内部存在争论，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派别理应包括《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作者、美国左翼历史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这一派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在近代以来国际秩序多次更替的关键时刻，都出现过西方霸权国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不仅是基辛格所说的“欧洲内部的多元化”，而且是荷兰共和国的异军突起。法国大后拿破仑战争的结果，不仅是维也纳体系的列强并存，更是表现为大英帝国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五大国并存的联合国安理会，但是美国不仅取得了较之当时苏联更具主导性的世界霸权地位，而且即便在冷战终结后世界走向多极、多元之际，美国还是当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4]换言之，世界秩序更替之下的常态，乃是多极化与国际力量中心的并存。

　　在《现代世界体系》2011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中，沃勒斯坦有一段自我表白：“当时我有一个糟糕的想法，即通过研究在16世纪‘新兴的’国家是如何‘发展’的，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20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之所以是一个糟糕的想法，是因为它假设所有国家都将遵从相似的演进路线]尽管沃勒斯坦后来对自己原先的想法有所修正，但他坚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而不是单个国家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沃勒斯坦批评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理论，尤其不赞成“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说：“所涉及的价值观是伴随着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我提出，只有通过将各个国家置于他们彼此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财富积累方面成为领先者。”[6]同时，沃勒斯坦认可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nell）对“世界体系”研究的评价。门内尔指出：这“实际上是从历史方面反驳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较优势规律’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最初在各种社会和经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多么小，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平等程度被不断加剧，以致产生在今天被委婉地称为‘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巨大差别。”此外，沃勒斯坦与布罗代尔尽管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证明它可以完全脱离国家和。相反，它们证明，国家事务和资本主义事务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仅仅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或部分”[7]。可见，沃勒斯坦、包括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是因为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世界体系的演进更替问题，他们已经系统而内在地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最基础的部分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乔万尼·阿里吉继承了布罗代尔的观点，更加系统地强调，每次霸权转移都会同时出现以下现象：

　　第一，全面战争——例如伴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三十年战争”，导致维也纳体系的拿破仑战争，以及产生雅尔塔体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从金融扩张到衰落——这里指的是，并非如传统观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数百年发展进程是从工业资本主义，经商业资本主义，然后才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事实上，从荷兰共和国、大英帝国、直到美国霸权的每一个霸权周期之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直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循环起落。

　　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元被选为国际储蓄货币，标志着金融霸权上英国向美国让位（图片来源：网络）

　　第三，以领土为基础的强大国家——“传统观点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或多或少是同一事物；国家权力是同这两者对立的。布罗代尔（作者注：还应包括沃勒斯坦）则认为，资本主义从其出现到扩张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并构成为市场经济的对立面”[8]。事实上，年鉴学派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乔万尼·阿里吉总结道：每次国际秩序的更替，都是以上所言“全面战争”、“金融从扩张到衰落”、以及“以领土为基础的强大国家”这样“三位一体”的产物。毋庸置疑，阿里吉对世界秩序更替的历史总结，直指当下的全球转型。

　　尤需指出的是，2009年，阿里吉在为自己1999年所写《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的后记中指出，“尽管西方主导的全球帝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与15年前相比，今天以东亚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社会似乎更有可能是当前全球经济转型的结果……中国已经开始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及其以外地区商业和经济扩张的主要驱动力”[9]。

　　第三类观点，以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为代表，这是一位向上述“世界体系”与“世界秩序更替周期”理论发起挑战的权威历史学家。他在2010年出版的三卷本名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中文版序当中写道：“我之所以决定撰写一部由无数微小关联构成的历史，是因为与那些阐述宏大理论的著作相比，这类历史写作迄今较为罕见。”[10]奥斯特哈默不太愿意与之为伍的“宏大理论”类历史著作，首先指的就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著作。他在稍后的论文集《全球史》中曾这样表示：“世界史与一种向历史学开放的社会学之间的上一次交锋发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号召下发生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的非洲专家兼发展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属于当时世界上顶尖的社会科学学者。他通过与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对话，也获得了较高的历史学声誉。由于沃勒斯坦的理论比较机械，而且与特定的术语在一起，所以只有少数历史学者接受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所捍卫的正统形式。”[11]而奥斯特哈默对布罗代尔的态度更为含蓄。他曾这样写道：布罗代尔“在论述15—18世纪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发展史的著作中，的确是把整个世界都拉进了视野，仿佛在他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布罗代尔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自己陷入关于世界史问题的争论，他所感兴趣的话题并不是这一时间框架内的科技、贸易结构或世界观的重大转变，而是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网络的运转方式。令人惊讶的是，布罗代尔式的全景式视角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仿效。”[12]

　　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有《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全球史》等（图片来源：网络）

　　奥斯特哈默的表达尽管委婉，但是立场很清楚。第一，他明言自己的重要著作“放弃了以国家、文明或陆地空间为标准的地域划分”。显然，这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所强调必须将国家、文明、地域空间与资本主义发展合二为一地加以观察与分析的观点相异。第二，奥斯特哈默坦承，他“强调殖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性”。[13]很明显，这与年鉴学派与沃勒斯坦批判殖义的立场明显不同。第三，从方上说，奥斯特哈默不主张过多地强调历史科学应具有预测功能。例如，阿里吉曾认为，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期之后的东亚有可能成为取代欧美的世界主导性力量，而奥斯特哈默则在他的新作《全球史》中比较隐晦地写道：“没有什么可预测的：亚洲的未来就是它的过去。”[14]在他看。